当地时间8月22日，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宣布与美国联邦政府达成协议，后者将向英特尔普通股投资89亿美元，以每股20.47美元的价格收购4.333亿股英特尔普通股，相当于该公司9.9%的股份。

  根据特朗普总统和美国商务部此前的表态，英伟达也在联邦政府的“收购名单”上。更不可思议的是消息称，联邦政府正在和知名武器制造商洛克希德.马丁接洽收购事宜。

  各种浮想联翩的解读不胫而走，诸如“懂王”要大搞美国版的国企，美国也要搞联邦资产管理机构等等。

  作为全球自由市场代表的美国，有没有国企？特朗普政府此举是否有法律依据？又会引发怎样的后果？

  尽管美国以私有制、自由市场立国，私营企业是产业经济的绝对主力。但是美国也存在少量“国企”，主要分两类：联邦政府公司和政府资助企业（GSE）。

  联邦政府公司的行政色彩浓厚，员工均属于联邦雇员，人事安排和财务计划须经国会批准。绝大部分“联邦政府公司”名为“公司”，实质上是公司化管理的政策执行机构，比如联邦进出口银行、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，行政功能远大于企业属性，基本不参与市场竞争性业务。美国邮政（USPS）算是唯一的例外。

  政府资助企业（GSE）的定位较为模糊，公认的就两家，大名鼎鼎的“两房”即房利美和房地美。“两房”本体是市场化运作的私营企业，但是接受政府补贴和政策扶持，承担特定的政策任务，受相关行政部门的指导和监督。

  除了联邦层面的两类“国企”，还有一些州政府企业，负责运营属于州府的自然资源，河流、森林之类的，市场影响力微乎其微。

  美国国企的数量不多，拢共不到20家，企业规模也不大。美国企业在世界500强中占了124席，是绝对主力。在世界500强中有91家属于国有企业，占比也不低。但美国“国企”中仅美国邮政和“两房”三家在500强榜单中。

  整体而言，美国“国企”主要承担行政职能，并非一般意义的企业，存在感不强。市场活跃度比较高的也就位列世界500强的“三巨头”。然而，这仨的表现都很差，不是败家子，就是“惹祸精”。

  美国邮政（USPS）的资格之老，全美独一份。其前身邮政署成立于美国独立之前的1775年，其职能写入了美国宪法，此后还有多次立法巩固其地位。1792年，升格为美国邮政部，成为内阁下属部门，富兰克林为首任部长。可见其地位之高，因此也受到了“重点照顾”。

  19世纪是邮政部的黄金时代，机构迅速膨胀，是名副其实的联邦政府第一大部。鼎盛时期有三分之二的联邦政府文职雇员供职于邮政部，相当夸张。

  进入二十世纪后，机构臃肿的邮政部疲态尽显。支出过高、技术落后、效率低下的问题逐渐暴露，“每六天向美国公民递送邮件”的法定职责已经不能适应高速的城市化进程。同城邮件也要六天才能送达，无疑是荒唐的。

  1907年成立的联合包裹（UPS）等私营快递公司迅速崛起，经营事物的规模很快就从商业包裹到私人邮件，经营区域也从西海岸扩张到东海岸。

  邮政部面对竞争毫无招架之力，节节败退，逐渐成了联邦政府的鸡肋部门。1950年代后，邮政改革的呼声高企，但是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阻挠下，迟迟没有进展。直到1970年震动全国的邮政大罢工，才“倒逼”出邮政改革。

  此时的美国邮政部已经病入膏肓。巨大的成本压力下，邮政工人成了牺牲品。工作条件差、待遇低，邮政工人怨声载道。

  最为荒唐的是，技术落后的“没苦硬吃”。主要竞争对象、私营企业UPS早在30年代就采用了机械分拣，这一高效便捷的技术却被邮政部拒之门外。邮政工人不得不在恶劣的工作条件下，坚持手工分拣。

  1970年，官僚们颟顸的管理和恶劣的待遇，最终引发了13万邮政工人的全国大罢工。最终促使尼克松总统签署《邮政重组法案》。该法案撤销了邮政部的内阁部门地位，降格为联邦政府企业性质的邮政署。

  企业化管理的效果立杆见影。法案生效的1971年，邮政工人涨薪8%，缩小了和私营部门的差距。机械分拣技术也被立即采用。

  但是，这次不彻底的改革治标不治本。“国企病”很快就暴露出来。邮政员工获得了“联邦雇员”身份，导致用工极不灵活，机构臃肿如故，人力成本居高不下。

  在经营战略上，美国邮政靠政府补贴的国内市场保护“吃老本”，缺乏进取心。比如全球市场开拓，美国邮政早在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就跟随美军走向世界。主要竞争对象UPS要到80年代才开始展开全球业务。可是，短短十数年，UPS的海外业务就实现了对美国邮政的反超，上演了现实版的龟兔赛跑。

  上世纪90年代，美国邮政的情况更是江河日下，是连年亏损的老病号，是人力成本高达70%的“养老院”。准时送达率、派送周期等主要指标，都大幅落后于竞争对手。近年来更是“屋漏偏逢连夜雨”，年年巨亏，率创新高。2024财年净亏损达95亿美元，再创新高。今年第一季度亏损31亿美元，邮件数量同比下降1.2亿件，不出意外今年还会刷新亏损纪录。

  这颗百年毒瘤的老大国企已经成了美国社会的“心病”，各方的批评不绝于耳，可谓人憎狗嫌。要求改革的舆论呼声很高，历届政府也多次表示要推动改革。

  特朗普上台后，对美国邮政重拳出击。政府效率部要求美国邮政裁员1万人，特朗普也表示要启动美国邮政的私有化，终极切割呼之欲出。这家美国老大国企时日无多。

  美国邮政的“败家史”，人憎狗嫌。但是，和“两房”引发次贷危机的“光辉战绩”相比，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。

  2008年，美国房价的跌幅达到50%，大量房贷断供潮，引发金融市场动荡。重仓房贷衍生金融理财产品的老牌投行雷曼兄弟公司陷入困境，向美国财政部提出的援助申请被拒绝后，凄惨破产，点燃了全球金融危机，这就是著名的“次贷危机”。雷曼兄弟公司因此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，成为教科书式的“市场失效”案例。

  然而，雷曼兄弟公司充其量只是这场危机的大号替罪羊，真正的元凶另有其人。导致了雷曼破产的是“资产支持债券”又称GSE债券，并不是雷曼的产品，而是GSE企业房利美和房地美创造的金融毒药。雷曼只是GSE债券最大的承销商罢了。“次贷危机”不是什么“市场失效”，而是大半个世纪养蛊的政治灾难。

  “两房”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。罗斯福政府推出《1934年国家住房法案》，旨在激活美国房地产以应对大萧条。1938年，根据上述法案，美国政府创设了“房利美”的前身——“华盛顿国家抵押贷款协会”，建立“二级按揭市场”以鼓励金融机构增加房贷发放。

  所谓的“二级按揭市场”，就是担保机构购入或做担保增信的方式，将银行房贷债权“加工”成债券向市场发行，是“短债长借”的高风险业务，并不受市场欢迎。尽管后来联邦政府将经营事务从协会剥离，成立了联邦政府企业“房利美”，也没能打开市场。

  1954年，为了应对战后经济的转轨阵痛，房地产再受重视。联邦政府出台专门立法，对房利美进行了所有制改革。房利美成为联邦政府持有优先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，为私人资本进入打开了大门。可是，市场并不看二级按揭业务，所以此次改革的效果也不好。

  既然没改好，那就继续改。1968年，“罗斯福新政”的正统继承者林登.约翰逊总统再次以立法方式对房利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。根据《1968年住房和城市发展法》，这次改革的核心是增加市场之间的竞争，并推动私有化。为房利美增加了一个“孪生兄弟”房地美，推动了1970年房利美上市。

  联邦政府不再直接持有房利美的股份，房利美也失去了联邦政府企业的“国企身份”。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：本来有政府信用明确背书的房利美都很难开展高风险的市场业务，失去“国企”身份后岂不是寸步难行？

  对此，联邦政府以模糊处理的方式“巧妙”应对。名义上“两房”均为私营企业，联邦政府没有一点明确的信用背书、兜底承诺。但是，为“两房”提供了一系列立法保障、特许优惠，凸显其特殊的政府背景。于是“两房”就成了介于公私之间的政府资助企业（GSE）。

  1977年卡特政府颁布《社区再投资法案》，要求银行们更多地给贫穷的地方发放房贷，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“两房”创造了起飞的窗口。银行在政策鼓励下发放更多的高风险抵押贷款，再通过“两房”主导的二级按揭市场以债券的方式出手给市场投资者，转嫁风险。

  业务量大增和政策鼓励下，“两房”也开始了自我放飞。1981年，房利美发行了第一个抵押担保证券(MBS)，业务从中介性质的担保服务拓展到直接下场制造金融理财产品。因其GSE的特殊背景，市场一致认为GSE债券有政府信用担保，是堪比美国国债的优质底层资产。从此，“两房”就成了政府推动房地产“繁荣”的利器，行政干预不断加码。

  1991年老布什总统签署了《1992年住房和社区发展法》，明确要求GSE年度目标是购买按揭融资的住房单元总数的30%。到危机爆发前夕的2007年，这个“KPI”标准提高到55%。

  1995年，克林顿政府批准联邦政府住宅部（HUD）为两房提供信贷，用于购买缺乏信用评级的“次级贷款”。见“两房”的反应并不积极，1999年克林顿政府援引《1977年社区再投资法案》，要求GSE增加“贫困社区”的业务。

  在政府压力下，两房随即下调了风控线，“次贷业务”如火如荼。因此，克林顿任期内将美国住房自有率从60%大幅度的增加到80%，获得了极大的声誉。付出的代价是大量堆积的金融系统性风险。

  实际上，在克林顿时代的后期，很多市场人士都对“两房”主导推动的房地产泡沫提出明确的了警告。然而，政客从来都是“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”。克林顿的“成功”是如此耀眼，继任者对金融危机的风险视而不见。

  就在2007年，危机爆发已经肉眼可见时，小布什政府还要求GSE年度目标是购买按揭融资的住房单元比例从30%提高到55%。何其荒唐！

  危机爆发后，美国财政部断然拒绝援救“倒霉蛋”雷曼兄弟公司，却对“两房”施以援手。毕竟是GSE，打断骨头连着筋。而且，养蛊多年后，两房已经“大到不能倒”。其持有或担保的住房抵押贷款总额约为5.3万亿美元，占到了全美住房抵押贷款总额的一半。GSE债券因其美国政府的信用背书，慢慢的变成了很多国家外汇存底的“压舱石”。

  实际上，所谓“二级按揭市场”就是以“两房”为核心建立起来的。“两房”始终垄断了这一市场80%以上的份额，几乎所有的“次贷债券”都出自GSE。所谓“次贷危机”，准确地说应该是“GSE危机”、“两房危机”。

  然而，这场危机非但没有给美国政客敬畏市场的教训，而是赋予他们干预市场的权力。为了应对次贷危机，奥巴马政府推动了《紧急经济稳定法案》，该法案授权美国财政部在“紧急状态”下向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注资，以换取上市公司的股权。

  实际上，包括宪法在内的美国法律从没有禁止联邦政府创办国企、收购企业股份。但是，按照“法无授权不可为”的法治原则，联邦政府创办国企、国资持股等经济事务上，都要通过“一事一议”的特别立法程序，很严格、繁琐。比如前文所述“两房”从创立联邦政府企业到混合所有制改革，再到GSE改革，每一步都要配合专门的授权法案。这种程序极大的限制了美国政府的“干预冲动”。

  《紧急经济稳定法案》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解禁了立法程序限制，赋予了政府入股企业更大的操作空间。该立法通过后，奥巴马政府以稳定经济一揽子授权的“非常措施”为由，未经“一事一议”的特别立法授权直接入股的公司包括花旗银行、美国银行、通用汽车等大企业。尽管在2012年政府股份已经全部退出了，但是先例已开，覆水难收。

  但是，特朗普政府以该法案为依据入股企业，依然存有明显的法律争议。因为，该法案的授权是危机处置为前提，授权政府收购陷入危机的企业的“问题资产”，而不是授权政府投资。这和特朗普目前的“国资资本预算”存在很明显的冲突。

  因此，特朗普政府在推动收购英特尔股份时，还援引了2022年拜登政府推动的《芯片和科学法案》。该法案为美国半导体的研究和生产提供520多亿美元的政府补贴，英特尔预计将获得总计109亿美元的拨款。直接给企业补贴，不符合特朗普对财政支出高度敏感的“商业化思维”。

  此外还存在党派政治的影响。《芯片和科学法案》的巨额补贴，被视为是英特尔长期支持的回报。特朗普对英特尔的政治立场不满，公开抨击英特尔CEO陈立武，有施压“换马”之嫌。显然不会“前朝”立法的巨额补贴到位。所以，特朗普对这部“前朝”立法进行了“修正”。钱可以给，但是财政上要有回报，政治上要“可靠”。补贴变入股，因此成了“完美解决”的方案。

  之所以拿出89亿美元换英特尔9.9%股份的方案，特朗普能得意洋洋地宣称“没花任何成本”，也正是因为本来联邦政府白给的补贴更多。这种“高度商业化”的直白逻辑，的确很“特朗普”。

  这套“特朗普逻辑”和同样适用于英伟达。其核心也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和捆绑。特朗普上任后全力支持AI和数字基建，英伟达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。老黄也做出了“亲特朗普”的姿态，甚至被视为马斯克的替代角色。

  但是，按照“特朗普逻辑”，双方投桃报李的良好互动需要更实质性的绑定。而且，英伟达也在《芯片和科学法案》的补贴名单上，有了入股英特尔的先例，入股英伟达也就有了可操作性。推而广之，美光、台积电、三星等《芯片和科学法案》补贴上榜企业，都可能会补贴换股份。

  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入股这两大科技公司的操作上，特朗普政府延续了《芯片和科学法案》大打“中国牌”，甚至上升到“国家安全”的高度。

  这种“中美科技竞争意识”并非空穴来风，但也大可不必过于当真。渲染“国际竞争意识”，是美国政客争取民意支持、说服国会的惯技，此前苏联、后来的日本，现代又是中国，已经是烂熟的政治话术套路。

  其实，特朗普的“国资持股”的名单并非局限于科技公司，还包括传统产业的日铁收购美钢、国防军工的洛克希德马丁。把政府财政运作和企业财务运营划等号，才是“特朗普逻辑”的根本底色，而不是国际关系的“敌我意识”主导。因此，中国社会大可不必反应过激。

  实际上，至少在目前阶段，美国政府入股对这些大规模的公司也日常经营并不会有直接的影响。联邦政府入股是消极的财务投资，而非积极地影响企业决策，正如美国商业部长在解释“入股英特尔”时承诺的那样。这些大规模的公司不会因为联邦政府持股被改造为“国企”。

  首先是缺乏法理依据。尽管《紧急经济稳定法案》为政府入股企业打开了程序限制，但是并没有授权政府改变企业性质的干预行为。要把这一些企业改造成“国企”，联邦政府企业也好，GSE也罢，需要大量的立法工作才能成功。绝非一两个总统任期能完成的。

  其次是这些大规模的公司高度复杂的背景，会有力地掣肘美国政府可能的干预。如果美国政府要“接管”这些大规模的公司，将会面对股权结构、管理架构，跨国经营背景等等问题。以美国的市场环境、司法环境，阻力将会很大。

  还有就是民意、舆论的制约。“国企”在美国社会本来就是边缘化的存在。再加上美国邮政、“两房”的“珠玉在前”，舆论和民意对大规模的公司的“国企化”改造能有多少热情？

  因此，特朗普政府入股大规模的公司短期内的影响十分有限。但是，长久来看，这是美国经济的不祥之兆。

  特朗普政府入股企业，是美国社会经济观念、经济立法支持联邦政府在经济领域扩权的又一标志性事件。

  特朗普的意外崛起给人突兀之感，但是打破惯例入股企业的做法并不是这个政坛异数的临时起意，而是此前一系列扩大政府经济干预和管制长期“滑坡”的必然结果。他对企业挥舞的权力指挥棒，正是“政治死敌”奥巴马、拜登推动的立法赋权，可谓相当讽刺。民主共和两党虽然存在诸多的政见分歧，却在联邦政府扩大经济干预权的议题上高度一致。而且，滑坡还在深渊加速。

  试想一下，特朗普的继任者继续滑坡，利用在企业中的政府股份干预企业经营，将这些大规模的公司改造成GSE般的政策工具、美国邮政般的败家废物，将会是怎样的经济灾难？

  美国之所以有巨大的科学技术创新优势、活力十足的金融产业，从来都不是联邦政府正确领导的结果，而是得益于市场自由的优势。

  这些自以为是、贪得无厌的政客总是用“良好的政治意图”、“高瞻远瞩的政治理性”、“伟达的社会目标”为理由，干预、改造市场经济活动。然而结果却是适得其反，他们不是在制造危机，就是在扩大危机。那些高尚的理由，不过是为满足短期政绩的追求和个人抱负的虚荣心标榜的借口，却要付出挥霍美国人民创造的财富，透支美国经济的潜力的沉重代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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